感染性疾病中心医护人员藏族心脏病患者募集20余万手术费
在宋明理学中，学往往被归入格物致知之域。
大约在十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对这个问题，我是从来没有研究过的。（（元）牧常晁：《玄宗直指万法同归》。
而且于春、秋两季用杀死豺獭来作为祀物。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这种说法在宋元以来或有典型意义。在唐朝尚有度牒之制度，出家为僧、为道，当申之于有司。然而，这几次灭佛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
太宗虽给以玄奘特殊之礼遇，但玄奘要求有僧众不依俗法者，请给以教内处罚权，对此太宗断然拒绝。至宋明无论性即理（理学）还是心即理（心学）皆心性之学，而佛、道二教同样大讲心性，而心性之学为三教共同之理论基础，故三教归一之说实依于此心性本体论。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最重要的是，缺乏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确定和保证儒家文化的价值成为小学、中学德育的基本内容。就作为哲学的儒学而言，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历史、中文）提供了现代知识人进行儒学研究的基本场所，是儒学在现代建制中传承发展的一种条件，大学对儒学的支持作用虽然是有限度的，但应当予以肯定，何况大学的儒学研究不仅是学术性知识性的研究，也包含着并且向社会发散着文化和道德的思考。……我愿意提出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余英时这里对儒学境况的描述是无可怀疑，亦无可回避的事实。
然而，如果依照余英时三要素的结构看，与现代社会结构无法建立制度性联系，只是切断了第三个环节，而这一切断并不意味着同时取消了前两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他们的思想大多可视为意义的追求，企图去克服精神迷失，而精神迷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中许多敏锐灵魂所感受到的问题。
如前所说，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儒家思想，清理、总结儒学传统，使儒家思想得到复兴和新的开展，是20世纪儒学的根本课题，这些课题无一不是学术研究才能承担的，而大学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制度条件。什么是日常人生化，余英时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只是以明清儒学放弃得君行道而转向注重普通百姓这样在日常人生中修身齐家作为方向，并且以政教分离、公私之辩为依据，主张日常人生化的现代儒家只能直接在私领域中求其实现。所以，对于余英时的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我们的回答是，现代儒学应该也可以利用大学作为建制条件以为自己发展的部分基础。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
而中国之所以复兴建国的展望，亦因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学术陶养的民族。因此现代社会的儒家价值，只要不是以精妙高深的形式出现，通过适当的传播手段，自然仍可能传布给普通人。这显然是就海外新儒家当时的学术关怀而加以总结的。他的问题只是说，如果现代儒家学说只是学院式的精妙哲学，是无法传布给一般人的，一般人也是无法受纳的。
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日用改变了，儒学学说则学院化了。他说：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儒学是否将改变其传统的践履性格，而止于一种论说呢？还是继续以往的传统，在人伦日用方面发挥规范的作用呢？如属前者，则儒学便是以游魂为其现代的命运。
所谓部分，是说儒学的前途可部分地寄托在大学，但不是完全寄托于大学讲堂（自然，大学哲学系的讲堂也不都是以儒学为内容，这与古代以儒学为主的讲堂是难以相比的）。重建这样的儒学，本质上必然是一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从而儒学的学术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作。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1期，第19-27页）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家 。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第三是形上的迷失，这是指科学传播冲击了人的原有世界观和宇宙观，人对世界的究竟原因，对世界统一性的理解找不到答案，对传统哲学的摒弃，使得人对物理世界以外的世界理解，对形上世界观的需要，无法满足。关于第三环节社会结构，我们要问，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吗？即使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儒家思想与价值向生活日用传布的可能及条件是什么？如果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而儒学与其价值仍然能够向生活日用传布，发生作用，那么至少说明，儒学还不是脱离了两个环节的游魂。熊十力的新易学哲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这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他主张新儒家是对思想危机的回应。
换言之，对这些意义危机的哲学回应乃是这个时代儒家最根本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儒学研究与古代儒学本有的学术研究传统是有其接续的关系的。
惟有从这个背景才能把握到：新儒家学者在许多方面将自己关联于传统。1949年以后，政府再没有以教育宗旨的形式确定以何种社会价值培养国民。
但是，从儒家思想家的立场来看，则始终强调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危机必须从文化上来理解，贺麟早就提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一、文化的危机要了解20世纪儒学的特色，必须了解20世纪儒学发生的背景、面对的挑战、承受的使命，才能明晓儒学的学术研究对于现代儒学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比起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儒学研究，我们的儒学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学术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于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的挑战被认为是根本性的，而如何吸收与回应西方文化上的挑战，成为消解危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余英时的分析，意在揭示此中的两难困境，是很明显的。第四件，豁醒文化意识。
张君劢早在1933年便写出《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他后来在宣讲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时也明确宣称：我更要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众所公认，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空前的、全面的危机。
换言之，必是学术的建国。现代儒学如果不能吸取西方哲学以发展自身的哲学维度，就不可能在整体上、根本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巩固儒学的生命基础。
很容易观察到，在这些社会文化的活动中，儒学文化在社会层面正在复活。……我愿提出学治以补充德治主义。从这一点来说，在讨论重建儒学和社会制度的联系方面，大学的作用应得到正面的肯定。显然，他把这一点看成现代儒学的根本困境和挑战。
电视台与其他现代媒体近年来在普及传统文化以及推动古代典籍与现代生活结合方面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提示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也可以作为儒学教化传布的载体之一。有了这样的宗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活动才有根本的指导和依据，使得儒学与社会的所有弥散性、松散型的关系获得一无形的支撑。
这样的学说贯彻不到生活日用，又断绝了同社会结构的关联，成为无所依附的东西了，这就是他所说的游魂状态。张灏对新儒家回应儒学危机与困境的内在进路的提法，可在新儒家代表人物那里得到印证。
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为科举服务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挑战。13-14世纪的蒙古铁骑同样锐不可当，但蒙古的军事优势并不代表文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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